引言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工商业主要就是指手工业。尽管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手工业和商业受到了限制，但仍有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工匠和商人的规模与商业资产阶级的形成。
一、工商业发展的表现
以开罗为例，当时有居民0万，其中手工业者约2.5万人，主要集中在棉纺织业、榨油业、制陶业等领域。至18世纪末，埃及的工匠和商人约有1.5万人，成为开罗经济生产要素的重要支柱，他们以行会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历史学家一般称其为“贸易零售商”。
在商人和工匠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异，通常商人比工匠更富裕。比较富裕的商人会有条件拥有自己的私人住所，而普通人则只能租房。埃及从事商业的阶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约有-人，其中包括-名富商精英，他们主要从事纺织品、香料、奴隶，尤其是咖啡的进出口贸易。除了本土埃及人外，这一群体中还有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这些富有商人的财产有时可高达万帕拉，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一个社会阶层。
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内部凝聚力和阶级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内婚制。他们的活动不受政府严格的控制，生活奢侈。尽管一再禁止平民拥有奴隶，但许多富商也拥有自己的马穆鲁克。此外，这些富商凭借自己优渥的经济条件投身于慈善事业，修建清真寺，有时也会承担统治者经济顾问的角色。因此，富商精英与谢赫、乌莱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社会联系。甚至一些乌莱玛也会从事商业活动，谢赫则进行商业投资行业，长此以往，埃及的统治阶层和商业阶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随着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弱化，埃及动荡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日趋恶化，富商阶层的财富开始减少。马穆鲁克贝伊家族的压榨，国际贸易发展的困境，使埃及逐渐成为欧洲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出口原材料产地，这对商人极为不利，而这些变化则有利于在埃及的欧洲商人和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利益，商人阶层遭受重创。
其次是埃及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出现，到18世纪埃及部分商业资本已转化为工业资本，少数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已经出现。一些具有经济优势的富商为摄取更多的利润，转型成为包买商，负责提供资金、原料和生产工具，对生产的产品进行分工生产，并向从事生产的人支付一定报酬。据随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法国学者吉拉尔记载，有的制糖厂已具有相当规模，较大的面积可达平方米，内部分工较细，有搬运、清洗、压榨、煮沸、澄清、制作糖块和照料推动制糖机器运转的牲畜等工序。各道工序均由工人在工头的监督下进行。工场主用货币或实物（如蜂蜜）支付工人工资。
由此可见，尽管这一时期埃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仍然受到中世纪行会传统的束缚，但资本主义的萌芽却斩露头角。不过处于萌芽状态的少数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根本无法与同一时期的西欧相竞争，在西方商业经济霸权和奥斯曼帝国的压迫下，缓慢发展。再次是行会的广泛建立成为开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缩影，显示了埃及贸易和工商业的活力。这一时期埃及的行会达到个之多，而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是开罗的三倍，但当时只有个行会。行会的种类繁多，大约有0类，每一类都包含一群从事某一经济活动领域的人。
行会的种类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如医生、理发师、药剂师、书商、粮商和米商这类行会则被认为是“道德的”，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行会，而小贩或从事餐饮、运输、“肮脏”职业等服务性的行会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是社会地位低贱的行会，他们的收入也相对较低。行会组织内部成员成分也很复杂，马格里布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在某些商品的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行会不同于西方的行会，后者是自治的经济组织，其代表的是行会成员的利益，而这一时期埃及的行会则是由国家控制，代表的是国家利益。行会通常由工匠和商人组成，由他们选举产生最高领袖，并需要得到帝国政府的承认。
尽管开罗的行会是埃及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但他们对经济的影响也不总是积极的，大多数行会为奥斯曼政府控制，甚至残留中世纪行会的封建宗法关系，行会组织相对保守封闭，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技术垄断和发展停滞。尤其是在工匠行会里，实行世袭制，而在商人行会中，则更具有灵活性，因而会出现更多的社会发展机会。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位埃及人在一篇阿拉伯语论文中对行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该论文尚未出版，被称为“哥达手稿”。
这份手稿提供了有关行会的相关信息，但关于行会的起源手稿中并未谈及。手稿还反映了埃及工匠中普遍存在的反奥斯曼态度，显示了阿拉伯人和奥斯曼人在行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手稿的作者指责奥斯曼人导致了行会的衰落并歧视阿拉伯人，而马穆鲁克贝伊则被认为是“有道德的统治者”，他们的统治是埃及行会的黄金时代，而奥斯曼苏丹则通过委任统治干涉埃及行会的生活。市场商品价格由国家而不是行会来规定，尤其是主食产品的价格。同时行会制度的建立也为奥斯曼中央政府向商人和工匠征税提供了便利。
二、工商业发展的评价
这一时期埃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远不及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方面，包税制下农民完全被束缚在土地之上，无暇顾及手工生产；另一方面，帝国“扶植”下的对外贸易使得埃及本土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和摧残甚至奥斯曼苏丹征服埃及后，对埃及的手工业和商业实行掠夺和破坏的政策，进而加强对埃及的经济控制。年奥斯曼苏丹塞留姆一世征服埃及后，劫走1.8万名埃及技艺高超的工匠运往伊斯坦布尔，这一行径导致埃及50种行业不复存在，手工业和商业遭受严重破坏。
此外，埃及的统治阶级向手工业者和商人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敲诈金钱。加之这一时期马穆鲁克之间混战不休，大批廉价欧洲商品持特权充斥埃及市场，使得埃及手工业和商业在夹缝中畸形发展。总之，学术界对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埃及的经济发展评价不一。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埃及的对外贸易在帝国政策的支持下得以繁荣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正是在帝国的压迫和控制下，对外贸易的发展一落千丈。
结言
本文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埃及这一时期，埃及的经济发展服务于帝国的发展战略，总体上埃及经济发展的重点在过境贸易，本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这一经济发展特点的结果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奥斯曼帝国和埃及行省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进一步加深，进而说明埃及经济发展的依附性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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