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方面，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丝织品促进马穆鲁克王朝的经济发展。由于马穆鲁克丝织品深受市场的影响，丝织品贸易的繁荣扩大了丝织品的消费市场。
例如丝绸市场的范围要比一般认为的广阔的多，弹性也大得多。到了公元8世纪，丝绸消费在穆斯林城市社会中已经很普遍了，而从11世纪早期开始在拜占庭和基督教的西方，丝绸消费就迅速扩展到社会上层以外。
因此到了马穆鲁克王朝统治时期，其丝织品在市场上蓬勃发展的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术交流层面，丝织品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作为外国礼物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外国丝织品的商业进口威胁到本土丝织品的市场销路。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当地织工选择了去生产仿制品的生产方法。比如，采用外国元素或提高织造技术水平可以使相同价格水平下的织品的质量更好。再比如通过控制生产成本来降低丝织品的质量和价格，这样可以吸引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顾客，扩大他们的购买力。
原材料是奢侈品生产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生产较便宜的丝绸主要靠节省这些材料。然而，另外，通过制造标准化产品，也可以降低价格，以满足各级质量的广泛需求。标准化的提花丝绸装饰图案也减少了要支付的设计师的报酬。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丝织品促进埃及商业流通，由于其本身的特性而得到极大地发展。
由于丝织品不易碎便于长途运输，因此，它们非常适合作为交换商品，商人旅行时甚至可以用丝织品支付交通费、税金和作为代币使用。与其他纺织品相比，丝绸织品的另一个优点是重量更轻、体积更小、价值更高，常常作为更多的资本购买或易货的对象使用，这样可以确保在交易过程中有更大的利润率。
第二，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丝织品受消费者消费水平的制约。比如丝织品的仿制品的扩散不一定局限于国内客户，也可以扩展到国外。在同一文化框架内和超越文化界限的范围内，供应商的运作一来涉及的各种市场机制，二来促进丝织品复杂的艺术和技术交流，主要表现于三方面：
其一，丝织品的生产和销售并不完全以丝绸为导向，也迎合了社会底层的大量顾客。专供宫廷消费或为了响应特别委托而制造的奢侈品，以及作为市场上私下流通的丝绸也有商业价值。社会底层偶尔购买在宫廷织坊之外的作坊里的织布，或者购买那些转售的丝织品，即从统治者那里得到的丝绸。
其二，社会和经济分别对在各种丝织品的消费和生产提出要求，即原丝产地范围的广泛性、质量的同质性和丝织品种类的多样化，其中包括高档原材料的豪华丝织品的多样化的大量需求，这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刺激所产生的。国内、区域和区域间贸易保障了丝绸的广泛扩散，这证明了这一点。
其三，企业家和制造商不仅通过多样化的产品或缩小奢侈丝绸的规模来应对需求。他们还通过借鉴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自由流通的外国产品的视觉和技术元素，满足新的需求和引领新的时尚潮流。他们采取了积极地行动，以保护和扩大现有的网点，或征服新的丝绸市场竞争激烈的产品。品味和时尚的演变化，加上市场条件，决定了企业家和制造商在多大程度上完全坚持传统的本土编织、装饰图案和配色方案，把它们与新特点结合起来，或采用外国丝绸的模仿。
丝织品当中高档产品的性质限制了它们的流通，低档丝绸服务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另外，马穆鲁克的中产阶级也有囤积丝织品的习惯，因为当时纺织品相当于现金或储蓄资本。例如，在11-12世纪的埃及，根据格尼扎的文献，纺织品至少占了女孩嫁妆的四分之三，衣服面料约占嫁妆的一半，其次是室内家具面料，只有一小部分分配给金属器皿（用于烹调）和珠宝。由于不包括现金，纺织品被用来增加嫁妆的价值。
由于拜占庭、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丝绸制造中心之间存在有历史、自然、艺术和技术方面的互动，这便于马穆鲁克丝织品促进丝织品消费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不同中心的丝织品特性不同，各有千秋共同促成了新时尚潮流的推出。
有些带有铭文的丝绸显示了可识别的人名、产地。它们或多或少可以归属于特定的地区或制造中心，并且可以大致确定年代。装饰和风格元素就可以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的扩散形式。另一方面，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丝织品促进马穆鲁克王朝的社会发展。在马穆鲁克社会随处可见如衣服、室内陈设用品和编织成品等丝织品，象征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促进了伊斯兰社会的物质文化方面发展，表现在：
首先，埃及社会的纺织文化氛围浓厚，关于统治者拥有大量纺织品报道的历史记载很多。奢侈纺织品的炫耀性消费和展示是富裕精英的特权，主要是统治阶层马穆鲁克人，而绝大多数人使用普通纺织品。比如在马穆鲁克王国乡村编织的是普通质量的纺织品，亚麻分布在埃及，棉花分布在叙利亚。
14世纪马穆鲁克王朝的纺织工业被“军事化”，用以满足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的需求，即在游行活动和其他帝国仪式中穿戴得体的礼服。当时马穆鲁克王朝的服装已经改变，开始借鉴蒙古和中国宫廷服装的剪裁风格。在装饰设计方面，马穆鲁克人已经形成了将军服设计（如纹章和铭文）与灵动的中国风格相结合的特色。
其次，在一个已经有“纺织意识”的社会里，定期的、引人注目的展示精美丝织品的行为，迅速引起了非精英阶层对丝绸的渴望。此外，丝绸不仅是在公共场所生产而且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没过多久开罗平民也开始穿丝织品就像马穆鲁克精英几年前做的那样，丝绸也成为当时社会受欢迎的商品之一。
一件出自国王之手的奢华织物长袍会被付诸于异常丰富、复杂、暧昧和多价的象征。这种符号学观点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意义上，这些意义会随着地点和政治形势而变化。那些参与仪式的人可能会积极地质疑其中的含义。
再次，埃及统治者追捧奢侈丝织品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倭马亚王朝奢华的宫廷仪式以及穷奢极欲的政治需求驱动了对其对安达卢西亚奢侈丝绸的热切需求，这是为了加强皇帝和他的军事力量的合法性，以及获得归顺小王朝的服从和忠诚。在此期间纺织品主要作为华丽的陈列物、奢华的服装和珍贵的礼物。
与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丝织品相关的刺绣也得到发展，其规模在14世纪经了相当大的扩张。尽管后续它有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风格，自法蒂玛晚期以来，这种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专门化了。许多阿拉伯术语反映了刺绣普遍存在于各种丝织品之中，特别是被用于贵族的礼服和苏丹授予的荣誉长袍之中。
最后，大量公共展示、所赠送的礼物和商业活动都促进了奢侈的伊斯兰丝织品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扩散，增强了泛伊比利亚纺织品的美感。伊斯兰丝织品在各种基督教语境中都有描绘。其中最重要的遗址之一是圣玛丽亚修道院，它是由卡斯提尔和莱昂国王阿方索·维利于年建立的，后来成为王室的埋葬之地。
回廊的天花板上装饰着以孔雀为特色的圆形图案，周围的阿拉伯文字写着“好运”，且孔雀经常出现在中世纪安达卢西亚丝绸和皇家象牙容器上。现存的庄重的服装和织物形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华丽的中世纪安达卢西亚丝绸的集合，反映了泛伊比利亚纺织美学。
奢侈的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丝织品也在阿拉伯半岛和拉丁欧洲流通，作为礼物或贸易商品。他们控制阿尔-安达卢斯的穆斯林和北方王国的基督徒之间的贸易商品，在早期主要由穆斯林和犹太商人经营，同时也被送往国外，并与亚历山大和拜占庭的丝绸一起被记录在梵蒂冈。
结言
从北非到中亚的广大地区，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丝织品主要继承了当时地中海纺织业的艺术风格和新流行的伊斯兰时尚，奢侈纺织品展示了一种对色彩的喜爱，它以充满活力而又精致的图案象征着在广阔的伊斯兰土地上王朝的地位、财富和权力，是对伊斯兰艺术和文化以及纺织界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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