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

杨澜对话苏丹人类一直在答题,现在的题目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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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月18日晚,清华美院教授苏丹携新书《闹城》与著名媒体人杨澜,通过直播的形式围绕“一座城与一代人的青春”展开了一次深度对谈。他们聊到故土乡愁,聊到苏丹的新书《闹城》,聊到了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以及给“后浪”的诚挚寄语。

■还记得少时有过哪些顽劣事迹吗?

杨澜:我特别爱接下茬,而且我上课特别爱说话,当然我没有想到后来以说话为生(笑)。但是当时我特别爱说话,可能某种程度上,因为我学习成绩非常好,所以老师好像给我留点面子,所以老批评我同桌。现在想起来,特别愧对我的同桌。

但有一次课间,一个男生说杨澜你怎么那么笨,不会吹口哨,然后我跟他学,我怎么吹也吹不上来,上课的时候我就在那练,在我们的生物课堂上,响起了一声清脆而长久的口哨声,哨声出来以后我还左右看,我在想这是谁呢?我完全没有期待我有可能发出这样的哨声。

老师当然是震怒了,说谁胆敢上课吹口哨给我站起来。后来我看前后都没有人答应,我琢磨出来大概是我发出来的声音,然后我就站起来了,这是我很难忘的一个经历(笑)。

所以青春期的这种叛逆和捣乱,每个人都会有的,程度不一样。

苏丹:我小时候会做爆竹,去军工厂的排水管里面捞芒硝,加上木炭、硫黄,按照配比掺起来,做成像地雷一样的东西。芒硝要烤干,有一次在教室里,我在炉子上放了很多芒硝,结果有一包在课上炸了,老师说谁干的?幸好同学们都没说,最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终于有一天,我把那个地雷给做出来了,用泥做了一个胎,干了以后就像《地雷战》里面的地雷一样,在大院中间的场地点起来,它像礼花一样喷发了,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集体罚站》素描,作者:王宁

■如何实现从顽劣少年到清华教授的逆袭?苏丹:有两个冲击。第一个冲击是初一的时候,看了一部日本电影《我的老师》,这部电影让我感觉到竟然还有这么美好的生活,老师和学生这么友爱,学生之间可以毫无忌讳地表达,这部电影让我觉得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世界。第二个冲击是一个小时候的玩伴考上了大学,来我家跟我谈校园生活。他要去重庆参加排球比赛,打完排球要游三峡,这种生活的诗意深深吸引了我,所以我下决心要从昏暗的现实中挣脱开来:“这种想法驱动我要改变自己,因为读书是一条改变自己命运的路。”■杨澜:读到初稿时,有一种惊艳的感觉杨澜:这本书整体上有一种美感,书就是这样,除了文字,除了写作者的心意让你感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这个书本身也是审美的一个部分。我读这本书的一些初稿的时候惊着了,这里面的插图,都是当代艺术的观念和理念出发,但是画得如此贴切,和内容的呼应,我也惊着了,我说要为这些文字去创作这些作品得花多少功夫啊,苏丹老师得花多少钱啊。苏丹:这些艺术家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也希望他们的作品和我的回忆、我的叙述图文并照放在一起,能够再现历史。同时互相借鉴,因为他们作品里面很多还是有批判性的,我的文字里面也有批判性,但我文字里面的批判性要隐性一些,他们的艺术作品的批判性则完全展现在图像里边。《闹城》中的部分艺术作品说到老照片就更有意思了,我网罗这些照片非常非常不容易,大概发动了有上百人去通过各种方式找照片。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即使是在非常贫穷的生活阶段,在重要的节日里,我的父母还是有这个情趣,我们家还会到公园去一起照相,比如过周岁或者中学毕业,全家会有一些合影,所以还是留下来一些照片。我和同龄人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很羡慕,因为那时候照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王熠婷(主持):当我拿到这本书里的插图和名单的时候,我真的知道苏老师在当代艺术圈里的江湖地位,因为这里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圈的中坚力量,我知道今天直播间里有的朋友可能不是这个行业的,这是你们了解六十年代出生的当代艺术家非常好的一个切口,这本书的绘画作者是苏老师精选配合这个时代视觉记忆的作品,很多价格现在已经是几千万了。

杨澜:文字和这些艺术作品,包括照片,真的是相得益彰。因为这些艺术作品平时在其他地方不可能一下看的这么完整,它还是很有连贯性和系统性的,所以真的让人有一种惊艳的感觉。甚至有点不怀好意地想买椟还珠,先把画看一遍最后再看文字。

■您是六零后,如果有一个更换出生年代的机会,比如换到大家都认为很舒服的九零后或零零后,您愿意换吗?苏丹:我不愿意换,我不愿意重新经历一遍生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快乐的东西、幸福的东西、满足的东西,也别忘了这个过程是很艰涩的。有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选择放弃、遗忘那些不愉快的东西,但经历却往往是苦多于乐。我觉得六零后的确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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