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苏丹 > 地理位置 > 七八十年代的苏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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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TimNiblock,ClassPowerinSudan:TheDynamicsofSudanesePolitics(-).
JohnO.Volled.,Sudan:StateandSocietyinCrisis.
封面图为被战火毁坏的南苏丹城镇卫星视图。
后发国家如何发展？一个标准的答案可能就是“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在理论上是完全成立的。就改革方面而言，一个落后国家，它的政治经济体制一定也是落后的，或者说是不适应当前的需求的。通常而言，它对内无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发展，也难以应对新的社会危机，对外则无法适应剧变中的外交环境、国际环境。因此，改革是一个必选项。就开放层面而言，这意味着将本国的经济与相比于国内更高效的国际经济体系连结在一起，利用外来的资本和技术来让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跟上世界。尽管这经常意味着后发国家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边缘、底层的角色，但从经济理性来考虑，这个选择仍然是有利可图的。
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飞速发展常常被归结为是70年代末以来践行改革开放的结果，这样理解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我们将“改革开放”四个字标语化，或者简单地理解为私有化、自由化，将这仅仅四个字视为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万灵丹，则可能就与真实的历史想去甚远了。事实上，将这四个字做好，需要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智慧、勤劳和正直，也需要一个国家有起码的历史积淀，还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良性的互动方式。中国迄今为止的成功，正是在这几个方面做得还算不错的结果。
这里谈一谈苏丹。苏丹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也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它积极地引入外国，尤其是与其同文同种的海湾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推动私有经济的发展，并在外交上亲善西方。仅从这些方针的条文上来看，苏丹将会像十几年后的中国一样出现经济腾飞，甚至成为非洲和红海沿岸的区域强国。然而事与愿违，七八十年代的苏丹经济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可能都只能说是失败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七十年代初，苏丹的左翼发动政变失败之后，尼迈里政府开始转向西方。在此之前，进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变革被苏丹政府认为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而这之后，苏丹政府转向一种更为技术官僚的态度，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各经济部门是否取得了足够的投资，而不在于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等社会议题。年，苏丹政府曾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制定过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主要进行政府主导的生产性投资，没有太多大型基建项目。这之后，苏丹领导人对政府职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认为政府应致力于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非生产性投资，以及积极引进外资，在生产领域则是与私有资本合作，为它们开路，并最终让它们主导。
此外，苏丹还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分成四个方面。其一是私有化+削减公共部门职能；其二是贸易自由化以及消除补贴；其三是反通胀，即削减财政支出；其四是贬值苏丹货币以减轻国际收支危机。这些措施看起来符合当时的主流经济学规律，但实际上其中一些条款却在之后助推了苏丹国民经济的灾难，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外部环境上，当时由于以海湾国家为首的OPEC故意抬高石油出口价格，造成油价飙升，以及全球性的通胀。这些新产生的货币大多流入了海湾国家的腰包，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投资需求。苏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他们可以轻易地从这些海湾国家获得贷款。此外，海湾国家变得越发富裕的趋势也让苏丹人看到了商机，他们自认为自己可以通过为海湾国家提供农产品来享受那个时代的石油红利——当然，海湾国家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它们必然也很愿意在阿拉伯世界找到一个稳定的农产品来源。
尽管苏丹在当时自身在许多关键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上尚无法自足，例如糖、小麦和纺织品，但他们坚信苏丹的劳力和气候资源+中东的资本+西方的技术，三者合力一定意味着光明的未来。
苏丹甚至还可能会拥有另一笔横财。年，美国雪佛龙公司与苏丹政府签订了石油勘探合同，并在年发现了穆格莱德油田。尽管商业价值未知，但这一消息还是迅速让苏丹民众沉浸在了喜悦之中。要知道，石油上的收入本不在之前的计划中，现在有可能会多出这笔收入的消息可以说是个意外之喜。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采价值这个话题上，苏丹政府和雪佛龙公司其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年，苏丹外交部长弗朗西斯·邓与雪佛龙在苏丹的区域经理吉姆·佩恩就石油开采前景进行过一次讨论。佩恩认为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两成，这让邓感到相当失望。邓告诉佩恩说雪佛龙总部的人告诉他起码有一半的把握成功。两人进一步沟通后才发现，原来佩恩说的成功是指发现足够出口盈利的石油，而邓指的是足够满足苏丹国内需要的石油。佩恩于是告诉邓，如果是后者的话，大概有75%的把握，总部的人太悲观了。
然而发展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如果仅仅从东方要点钱，再从西方要点技术就能发展起来的话，发展也就不至于成为一个难题了。到七十年代末，苏丹的国民经济就已经处在危机之中了。绝大部分项目要么是没完工，要么是完工了质量却不过关；农业生产有一些有限的成就（如年提出，年完工的基纳纳食糖工程），但是到了年，农业产量也下跌了；在IMF的政策下，国际收支状况非但没有平衡，反而更加恶化。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国际收支来讲。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当一个人突然获得了大量的资本，却又没能妥善处理这些资本，那么他反而可能比没有获得这些资本的状况更容易破产。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外国的贷款还是投资，终归是要在这片土地上获得回报的。如果这些资本被浪费了，那随之而来的肯定就是债务危机。外资又不傻，它不可能不停的给一个效率很低的国家展期。
更何况苏丹所依赖的资本来自于海湾国家，而海湾国家虽然一时占据了石油定价的主动权，但并不在国际分工中居于顶端，自身尚且受制于人，何况是趴在它们身边等着喝汤啃骨头的苏丹呢？于是我们发现，当油价处于高位的时候，流入苏丹的资金变多，苏丹的各种发展项目便大量上马，苏丹对能源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接下来便不得不把大量的外汇用来进口石油，负债也因此进一步提高。一俟油价走低，再加上西方国家进入加息阶段，流入苏丹的资金便会减少，各类发展项目就不得不停摆；经济发展停滞，债务违约风险就上升，国际资本更加不愿意把钱投向苏丹；与此同时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又不得不对重要产业做出补贴，如此一来便违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规定，来源于此的资金来源也被掐断，经济就会进一步恶化，同时还会带来社会动荡。
其次，苏丹国内的经济效率低下。政府借债上项目，但这些项目却大多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发展计划的执行不够科学严谨。在七十年代，苏丹先后有五年计划、过渡计划和六年计划三个发展规划，但各种大小项目的上马往往并不遵循已经制定好的计划，而是只要有资金来源，就一路绿灯，对项目能不能按时完工、是否会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对整体经济有何影响没有全面的评估。苏丹中央政府有主管经济计划的部门，但其主官的在政府中的地位却不高。很多项目是苏丹政府各部的部长亲自去谈判并批准的，整个过程绕开了经济计划部门，该部门的领导也没有权力去制衡这些政治大亨。
经济效率低下的另一原因即是腐败。如前面所说，很多项目的上马是出于政府高官的个人意见，这些项目要么是能直接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要么是能给他们提供政治声望，至于对整体经济的益处究竟几何，则很可能只是次要的问题了。此外，直接的贪污行为也十分严重。年尼罗河泛滥，萨迪克政府的官员甚至连国际社会援助的救灾物资都敢中饱私囊。这种贪污行为也让国际社会对苏丹的官员失去了信任。
最后，苏丹这个国家的自然和人文条件有一些先天不足。自然条件上，这一时期的苏丹出现了严重的荒漠化。这种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方面影响了农业产出（苏丹商品农业的失败是个大命题，自然灾害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更大程度上与其技术、基建、经济制度和国际市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它加剧了发生在苏丹南部和达尔富尔地区的民族冲突。人们为了争夺水源和牧场展开了更加激烈的竞争，而随着武器的大量流入，这种竞争更是向着越来越致命越来越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南苏丹和达尔富尔两处危机。
在人文条件上，这一时期的苏丹经历了一场人口剧增（年普查数据为年增长率3.1%）以及邻国难民的涌入（主要来自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乍得，在年代初约有一百五十万难民入境）。然而人口的增加并没有刺激生产，由于资源的稀缺以及经济效率的低下，这些新增人口反而导致了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
人口增长也没能给苏丹提供充足的合格劳动力。与此相反，由于海湾国家的经济腾飞，工资水平渐涨，苏丹的专家和技术工人由于与这些国家的国民同属阿拉伯人，而经常会前往这些地区寻求更好的待遇，这进一步加重了苏丹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由于负债高企，苏丹政府不得不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支出，这导致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更加困难。苏丹政府曾试图组织难民参与农业开垦项目，但这些项目也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推进。
这些赴海外寻求机会的苏丹人，还以另一种方式给苏丹经济以负面影响。首先，苏丹政府为了留住人才，不得不想办法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这加剧了苏丹的通货膨胀以及社会矛盾；其次，为了鼓励海外苏丹人把收入汇回苏丹，换汇和进口的管制也被取消，增加了苏丹经济的不确定性；再次，这些海外苏丹人在将其在国外的高额收入汇回苏丹之后，往往买房置地并购置汽车，于是苏丹一方面固定资产价格高企，抬高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能源短缺加重，汇回的外汇往往不过是苏丹转了一圈又流向海湾国家以进口石油。
此外，尽管苏丹的民族国家建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情况算得上不错，但南方人之间、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富尔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仍然没能建立起深厚的同胞情谊。这种认同上的裂痕使得各方之间的矛盾难以真正得到平息，于是，发生在苏丹南部的冲突最终逼走了美国的石油公司，苏丹出口石油的梦想直到年才得以实现。而达尔富尔危机也让苏丹在新世纪遭受了西方的制裁。
综上，苏丹这一国家先天上有诸多不足，领导层缺乏足够的治国才能或者经验，国际环境也变幻莫测，这些都促使苏丹经济在七八十年代没能腾飞。与之相比，中国先天条件不错，民族凝聚力较强；领导层的治国能力尚佳；各行各业有着不错的技术人员和充足的合格劳动力；在对待外资上积极引用，善加利用却绝不依赖；参与国际协作与磋商，但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坚持独立自主。这些都是中国与苏丹的道路分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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