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白癜风诊治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218/5941646.html当代努比亚人问题是埃及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遗留难题。该问题发轫于英国殖民埃及期间，留存至今。
长期以来，埃及共和国政府不认可努比亚人的少数族群地位，在国内或回避或禁止讨论有关努比亚人的基本权利问题，甚至一度禁止外国人进入努比亚人的生活区域，在国际场合也一再否定国内存在这一问题。
埃及政府的回避与否认并不代表不存在该问题，也并不表明相关问题已得到了妥善解决。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努比亚人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之后，随着埃及政局的急剧变动，努比亚人从精英到草根开始围绕回归祖居之地的“回迁权”，与政府进行了多次烈度不同的博弈。
年1月，埃及新宪法通过公投，努比亚人回迁问题被首次写入宪法，这使这场马拉松式的集体权利诉求及其实现有了新的进展。当前，埃及政府已在着手落实宪法的相关规定，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宪法条文与权利的真切实现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导致年以来努比亚人和政府之间新的持续张力。
由于学界对当代埃及努比亚人及其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本文拟就努比亚人及其围绕回迁权问题的历史演进作一初步探讨。
一、埃及努比亚人及其问题的形成
历史上，埃及的努比亚人是指生活在位于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努比亚地段的人们，即今天的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和苏丹北部的尼罗河沿岸地带。努比亚人属于黑非洲的尼格罗人，他们与古埃及人和阿拉伯人肤色不同，被认为是一个完全异于阿拉伯人的种族。
努比亚人曾征服埃及，使古埃及与努比亚地区合并为统一的努比亚王国(古埃及史上的第25朝)，并让埃及历史上出现过首位“黑法老”。作为“非洲走廊”的努比亚地区，在麦罗维(Merowe)铁矿枯竭和商贸路线改道后，努比亚人的实际活动空间就此萎缩，但他们仍然倔强地生活在自己民族地缘范畴之中，在与干旱、饥馑、洪水等灾难抗争中创造并延续着独特的努比亚文明。
努比亚人长期孤悬于埃及社会和阿拉伯世界之外，他们起初“与埃及人讲不同的语言，之后又与阿拉伯人讲不同的语言”。在阿拉伯人征服发生数百年之后，许多努比亚人因仅将阿拉伯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而被戏称为“生活在尼罗河边上的外来人”。
在埃及宗教信仰几度改宗的历史变迁中，努比亚人和平地实现了从基督徒到穆斯林的身份改变，且一直远离宗教纷争和政治运动。即使在近代风起云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努比亚人也保持着“平静的努比亚人”的风格。
19世纪后期，英国殖民者入侵并控制埃及，努比亚人的梦魇渐行渐近。年，英国殖民者与埃及当局签订《关于共管苏丹的协定》，首次从地缘上割裂了努比亚人的整体存在，努比亚人也开始了“大流散”。
从年至年，埃及努比亚人被迫四次集体迁居，每次迁移都伴随着失去住房、土地，甚至老人和孩子的生命。年，英国在阿斯旺建造水库，蓄水淹没了努比亚人赖以生息的大片土地，努比亚人被迫搬迁至地势较高处。
之后，随着尼罗河大量泥沙沉积，河床不断升高。年和年，英国殖民者两次采取加高水坝的方式来保证蓄水量，这使努比亚人的农地和居所反复被淹，他们只得另寻他处。总的来看，埃及共和国建立之前，迁离尼罗河边到其他地区定居的努比亚人相对有限，绝大多数属于“搬而不离(尼罗河边)”的情况。
20世纪50年代末，纳赛尔政权决定建设阿斯旺高坝，以解决埃及现代化建设中电力不足的问题。阿斯旺大坝建设迫使努比亚人进行最后一次远离尼罗河岸的集体搬迁，从而为今天努比亚人回迁权问题埋下了历史伏笔。
年10月至年4月，44个村庄的5万多名努比亚人全部搬迁至埃及南部的居民安置点，即阿斯旺北部的康翁波地区(Ko-mOmbo)和埃斯纳地区(Esna)。
努比亚人几乎无人满意新的居住环境，因为新居之地不是靠近被努比亚人视为生命线的尼罗河，而是热浪滚滚、酷热荒凉、干旱缺水的沙漠戈壁。从住房短缺、土地补偿有限、家人联系不便、疾病和死亡随时降临，到忽视了不同的努比亚部落间的敌对情绪等，均让努比亚移民们倍受折磨，也倍感失望。
最为严重的是，许多努比亚家庭因未获得政府承诺的安置房，而不得不在安置区外“永久性”地暂居或成为流离失所之人。
据统计，年10月18日至年6月22日，有1.8万个家庭搬离原来住所，訛輥輯流离失所的努比亚人约4.7万人，年增至8.7万多人，主要分布在法蒂加(Al-Fadigga)、康诺兹(Al-Konnouz)、阿拉伯(Arab)、托马斯·阿菲尔(ThomasWiAffia)、纳尔斯尔·诺巴(NarsrAl-Noba)五个地方。
截至年，没有获得失地补偿的努比亚人家庭仍多达户。对这部分努比亚人来说，埃及政府承诺的安置住所和补偿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政治欺骗。
“思归”成为不少努比亚人迁徙亲历者挥之不去的情结，年甚至发生过一群努比亚人移民悄悄潜回原住处的事件，他们在纳赛尔湖边建造了与其旧宅相似的住所。
如今，历史上的埃及努比亚地区及其独特的物质文化和历史遗迹大部分已静静地躺在纳赛尔湖水之中，但努比亚人仍将回迁至纳赛尔湖边定居视为其族群的基本权利，并围绕“回迁权”与政府进行持续的政治抗争。
当前，努比亚人问题似乎一夜之间遽然出现，实不知它已经历太久太多，俨然已成为一个积重待解的现实难题。
埃及努比亚人的族群权利困境
阿斯旺大坝是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时期的产物，努比亚人问题则是大坝建设的主要副产品之一。在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下，努比亚人遭遇的现实并未成为一个显性问题。
纳赛尔政权延续了努比亚人原有的问题并使其生存境况不断恶化，但同时又将之巧妙地雪藏起来。整个纳赛尔时期，努比亚人问题处于沉寂状态。
在搬迁动员时，许多努比亚人与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保持高度一致，甚至出现过空前支持建设阿斯旺大坝的场景，他们认为“为了埃及的伟大事业”，牺牲他们的旧有家园在所不惜。
即使最初在面临安置困境时，不少努比亚人显现出惊人的忍耐性，也并未因此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当时的努比亚人之所以没有成为问题，主要归为两个原因：一是许多努比亚人受宣传影响，认同纳赛尔政权的“民族发展”话语和认同搬迁的合理性;二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时期，任何个人的权利要求或某个族群权利诉求几乎没有市场，一旦出现此类要求，埃及社会往往将之视为“自私自利”“觉悟不高”或背叛民族发展计划。
于是，当酷热、疾病和死亡来袭时，置身困境且颇有微词的努比亚人要么选择逃离，要么听天由命，选择沉默并耐心地等待政府的解释和憧憬政府的承诺。
如果说纳赛尔政权以一种无法抗拒的方式剥夺了努比亚人原住权的话，那么具有努比亚人血统的萨达特总统则毫无顾忌地使努比亚人失去了更多的基本权利，公开推行“去努比亚化”政策，以巩固单一的阿拉伯民族认同。
年埃及永久宪法第一条规定：“埃及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埃及人民为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而努力。”萨达特认为，认同阿拉伯民族身份就意味着团结，“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应该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团结，而不是像一盘散沙”。
永久宪法还规定，新建学校只允许用阿拉伯语教学，这直接剥夺了努比亚人学习本族语言的权利。
现实中，埃及政府向努比亚人的祖居之地上迁居阿拉伯人，变相地侵占了努比亚人的土地;用阿拉伯地名重新命名原努比亚人的居住之地，抹去了努比亚人的传统历史印记;学校设置的语言和文化课程不涉及努比亚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埃及政府的努比亚人代表严重不足;拒绝承担保护努比亚人免受歧视的义务，等等。
在对待国内少数族裔问题上，穆巴拉克政府前20年基本延续了其前任之策，对内实行阿拉伯民族认同政策。埃及虽然是多份有关少数民族权利国际公约的签字国，但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埃及政府坚持阿拉伯民族身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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